[35]那么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中，简单地以不妨害公共利益作为艺术自由的前提正好给予国家管制艺术自由以充分正当性空间。

如在1987年西藏拉萨骚乱事件爆发后，西藏的工作重心不得不转移到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政治议题上来，自治区主要领导就曾在相关场合明确表示：在自治区自治条例制定的问题上，西藏绝不挑头。如何在确保党委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为自治区自治条例适当松绑，成为超越困境的另一关键。

阙文指出，单行条例一般仅是关于某个具体问题，涉及的部门较少，协调沟通较为容易，因此获得批准的可能性也就更高。对策   一、引言：选题的缘起 S. Lukes曾指出：协调的行为是必须的，但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判断，那么协调的行为就不可能实现。其次，将导致自治条例系统自身的紊乱。报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信息反馈。第二，虽然《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及《立法法》第66条着重在变通的语境中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进行合并处理，但两者的功能其实各有侧重。

为什么曾经对制定自治条例最为积极的广西最终无奈选择了搁置？积极性挫伤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理论、实践与逻辑：对阙文的批判性分析 （一）批判：理论认知的谬误 首先，对自治法规主要内容及功能的认知错误。它们通常会由于征管工作而转化为对勤劳的惩罚;并且，它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比它们的负担本身更令人难以忍受。

  一、征税权、有限政府与近现代宪政的萌芽 从历史上看，尽管民众总是政府开支的最终负担者，但用何种方法敛财以确保这种开支却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注28 1295年之后，在英格兰确立了这样一个法律原则，即未经全体大主教、主教、教士、伯爵、骑士、市民及王国其他所有自由人的决定和同意，不得征收捐税(tallage)或贡金(aid)。注3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国王们将税收包给市民并且固定税额呢?一方面，这种征税方法用不着国王们劳神费财就可以使岁入稳定增加;另一方面，为了对付领主们，国王需要盟友，而市民们由于经常受到领主的欺压和妒嫉，自然适合成为国王的同盟，为了向盟友们示好并消除其疑虑，国王便使出包税这一招。这一法案看起来是防御性的，实际上对国王的特权有实质性的限制。

注41 无论如何，在议会至上思潮的冲击下，税收法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蜕变为议会的专断征税权，而这与中世纪限制征税权以及建立有限政府的努力南辕北辙。人民的同意是征税的最高原则，这种同意表现为宪法上的征税安排。

借助于代议机关的力量，国家便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征税机器，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thetaxstate)。在霍布斯和奥斯汀看来，主权者在法律之上，不受制于法律，而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国王。后来，郡法庭(countycourt)在与王室巡回法官会审时，该法庭不仅包括本郡全体自由农(freetenant)，而且包括自治市和乡镇的代表，每个乡镇出四个守法人士和一个行政长官，每个自治市出12位守法市民。可以说，在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由这个词的意义上，市民们的的确确成为了自由人。

1215年，英国的25个贵族不愿忍受约翰王的苛捐杂税以及战争行动等，迫使其签署著名的《大宪章》(MagnaCarta)。无疑，税收国家可能有灭顶之灾。注18   二、税收、同意及代议制的演进 学者们普遍认为，税收与代议制的起源密切相关。  本文载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注释详见刊物。

比如，商品通行税在不少地方都遭到市民们的激烈反对，1127年佛兰德尔市民造反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商品通行税深恶痛绝。注42但是税收国家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税收最大化机器(revenue-maximizingmachine)，不到遇有顽强抵抗之处很难停止。

结果是，每一个阶层对本阶层的成员征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国家或者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

1254年，亨利三世急需用钱，其妻子和兄弟等人在威斯敏斯特召集了大会，每郡选派代表参加，不仅估价而且批准国王的特殊津贴。统治者在其主要奴仆的协助下，决定何时需要征税，何时其掠夺性的本能甘冒长期损害臣民的创造力之险，或者威胁压榨臣民迫使其反叛。当市民们获得了城市的包税权后，为了能让他们对那些不纳税的人采取强制措施，国王们还得给这些市民以裁判权，因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市民很难从其他法庭那里获得正义。与这种认识不同，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以及麦迪逊等人开创的政治传统认为，国家或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注29围绕征税问题的斗争，体现了国王和人民正逐步认识到自治(self-government)的观念。比如，在1295年，贵族和骑士们贡献了十一分之一税，市民们贡献了七分之一税，而教士们则贡献了十分之一税。

但是，这些都是个人的抗议行为，只是拒绝缴纳未经他们同意的税收，而非主张将征税权交给全国大会。我相信，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税收的确定性是如此之重要，以致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也远不及很小程度的不确定糟糕。

注23 由社区的成员代表社区的代议思想在英国非常古老。如果我们认同国家或者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话，那么对征税标准的讨论就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需要多少税。

这是自中世纪以来获得普遍承认的原则。1295年，被以后所有议会视为典范的模范议会(ModelParliament)出现，它对代议制政府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为征收这种税对财产的估价不能由纳税人和皇家官吏协商处理，于是亨利二世就运用了其钟爱的机构，即由邻居们组成的评判团(juryofneighbors)。尽管也许有人主张对税率、税额等进行限制，但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限制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并且因缺乏弹性而无法适应社会的变迁，尤其是急剧的变迁。与国王恣意的征税权相比，税收法定主义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它使得税收的课征具有了确定性。注31 至14世纪末，英国的议会不仅在形式上具有了现代特点，而且获得了重要的权力和特权，包括批准征税的专有权。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大致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征税应当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必需的开支为限，任何超越这一开支的税收都缺乏合理性。注24 1215年，25个贵族强迫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其第12条规定：未经王国之普遍同意，不得在王国内征收免服兵役税或者贡金……注25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1216-1272年)，由地方代议机构估价和征税的做法更加经常和重要。

在英国的自治市里，市民们逐步获得了在其自治市内征税的权利(firmaburgi)，并将地方行政长官排除在外。相反，在宪法中对于征税的程序规定更严格的限制，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制约征税权的作用。

这样的话，纳税人的代表完全可能做出不利于纳税人的决定。人民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是普通法律，而人民制定的法律是根本法——宪法。

注34对国王绕过议会课征赋税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与怀疑其试图建立和维持一支常备军有关。以税收宪政主义为导向，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这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注33 1674年，英国议会下议院通过了《遏制非法征税法案》，规定未经议会投票表决，国王不得征收任何赋税或王室特别津贴，王室顾问会无权传唤拒绝缴纳未经议会同意之税费的任何人;所有企图课征非法赋税或者强迫臣民缴纳非法赋税的行为，都构成叛国罪(hightreason)——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针对主权者的严重犯罪。1198年，这个评判团被用来估价犁头税。

对征税权的宪法限制需要恰当的制度设计，以确保这种限制的有效性。并且，这些减免不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惠及特定城市的每一个市民。

人们对税收现状的评论往往集中在税率的高低和税负的轻重上，认为税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税率过高或者税负过重，或者认为对一些人群而言税率过高或税负过重。几个月后，约翰王又在牛津召集了御前会议，每个郡派出四名代表。

在绝对君主制下，国王可以随意更改法律，无需获得臣民的同意;或者，用大陆法系的一句谚语说就是，凡是令国王高兴的事物都有法律的效力。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十分重要。